任正非与ICPC选手的对话揭示了对AI的独到见解：技术价值不在于模型的复杂度，而在于产业应用规模效应。从高炉炼铁效率提升到西藏牧区医疗诊断股票配资体验，他提出的'应用优先'策略直指中国工业AI化的核心路径。这场谈话不仅是对技术泡沫的祛魅，更为AI落地提供了务实方法论。
他不懂AI，但他对AI的理解，可能比很多AI专家更深刻。
2025年12月的某个下午，任正非在华为练秋湖园区，与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ICPC竞赛选手和教练们坐在一起，聊了将近三个小时。这场对话没有PPT，没有预设议题，全程是即兴问答。
任正非在开场就说了一句话，奠定了整场谈话的基调：”在你们这个行业，我是一个外行。”
这句话，是谦辞，也是实话，但更是一种方法论——正因为不是圈内人，他才能从更高的位置俯瞰这个时代，说出那些身处其中的人反而看不清楚的东西。
这篇文章，试图从这场对话中提炼出任正非对AI最核心的判断与洞察。
备注：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是由ICPC基金会举办的全球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年度性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竞赛旨在展示大学生在压力下编写程序、分析和解决复杂算法问题的能力。
一、AI的时间维度：不同的人，应该看不同的远方任正非在回答”如何看待AI的未来”时，做了一个在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动作——他先把”AI的未来”这个问题，按时间维度切成了三段。
第一段，二十年后到一千年。 他说，这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他举了尤瓦尔·赫拉利的《智人之上》作为代表——AI技术发展可能给人类社会结构、生存状态带来的深层变革，是哲学命题，不是工程命题。
第二段，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这是大预言家和大科学家的领域，他们需要在脑海中构想未来的科技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第三段，未来三到五年。 这才是华为公司研究的范围——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如何在工农业、科技产业上实际应用。
这个时间分层，看似是一个分类框架，实则是任正非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他不是在回避”AI的终极未来”这个问题，而是在说：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对不同时间维度的AI负责。 哲学家负责千年，科学家负责二十年，企业家负责五年，工程师负责明天。把这些层次混淆，是当下AI讨论最大的认知噪音来源。
很多企业家喜欢谈AGI、谈奇点、谈AI统治人类，任正非不谈这些。他谈的是：高炉炼铁通过大模型提高效率1%，洗煤精度提高0.1%，地下500米无人采煤，西藏牧区用超声波探头扫描肝包虫……
这些例子听起来朴素，甚至有点”土”，但任正非随后算了一笔账，让所有人沉默：”洗煤精度提高0.1%，乘以40亿吨，你算一下是多少？高炉效率提高1%，中国10亿吨钢，消耗几十亿吨煤炭，这又是多大的量？”
这才是他对AI价值的真实判断：不在于它有多”智能”，而在于它乘以中国工业规模之后，能释放多大的生产力。
二、AI的价值结构：IT公司贡献2%，产业应用贡献98%在整场对话中，任正非说过的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一句话，是这个：
“IT公司对人类的贡献就2%，AI在产业上的贡献会占到98%。”
这句话，是对当前AI产业叙事的一次根本性纠偏。
过去几年，全球AI讨论的焦点，高度集中在模型公司——谁的参数量更大，谁的基准测试分数更高，谁先发布了多模态能力。这场竞赛制造了大量的媒体热度和资本泡沫，但任正非的判断是：发明AI只是一家IT公司的事，应用AI才是强大一个国家的事。
他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印度尼西亚的同学问他：我们国家该怎么发展AI？任正非的回答是：你们最紧迫的不是在算力和大模型上争世界领先，而是强调”应用领先”——港口自动化、船舶智能化、岛屿间无线通信、农业无人化，这些才是适合你们国情的AI路径。
这个逻辑放大到中国也是一样的。中国的优势从来不是在硅谷式的原创基础研究上，而是在超大规模的工业场景、超复杂的基础设施网络、超庞大的数据积累上。任正非看到的AI机会，不是中国能不能训练出比GPT更强的大模型，而是中国的钢铁、煤炭、铁路、港口、医疗、农业，能不能通过AI实现质的跃迁。
他说：”驾驶、矿山开采、炼钢、水利、玻璃、医疗……AI贡献的价值巨大。”
这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哲学：AI的战场，不在数据中心，在田间地头，在矿井深处，在医院走廊，在铁路调度室。
三、AI与就业：总财富增加了，怎么重新分配？在所有关于AI的讨论中，”AI会不会抢走人类的工作”是最容易引发焦虑的话题。任正非没有回避，但他的回答框架，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
他先承认了现实：”随着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在软件开发中的广泛应用，AI辅助计算机软件编程已经释放了约30%的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量，未来可能达到60%到70%。”
但他随即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分析框架：从国家的角度看，总财富是在增加的。
他的逻辑是：一个工厂，有人的时候生产100，无人化之后生产120，这20%的增量是真实的财富创造。问题不是”财富消失了”，而是”财富增加了，但原来那批人没有参与分配”。
解决方案是什么？他提出了”再教育工程”——实行学券制，把富余出来的人员转入职业再培训，让他们掌握新时代需要的技能，重新上岗。他还特别提到，未来对”工人”这个词需要有新的理解：精密制造、芯片生产这些岗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做。大学生可以做”工人”，而且必须做。
这个判断背后，是任正非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贯立场：技术进步不应该是零和游戏，关键在于社会制度能不能设计出合理的再分配机制，让技术红利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他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也没有用”AI创造新工作”来搪塞。他承认过渡期的阵痛是真实的，但他相信，通过教育体系的升级和再培训机制的建立，这个阵痛是可以被管理的。
四、科学与技术的边界：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企业的目的是商业在与上海交大教练的对话中，任正非说出了这场谈话中思想密度最高的一段话：
“学校的属性是探索人类的未来，企业的属性是创造商业价值。学校在做’0到1’的研究创新，’0到1’失败了并不要紧，它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企业是把学校创造的理论变成工业的现实。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企业的目的是商业，混了以后我们就倒退了。”
这段话，是对当前”产学研融合”热潮的一次冷静审视。
任正非并不反对校企合作，但他反对的是把企业的短期商业逻辑引入大学的基础研究体系。他举了一个例子：全球最好的气象模型，是华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提出来的，他把整个宇宙作为风洞，把地球作为模型——这种原创性的思维，只能在没有商业压力的环境下生长。
他还举了傅里叶、孟德尔的例子。孟德尔发现基因规律后沉寂了一两百年，才被人类重新发现并应用。傅里叶提出任意函数可用三角级数表示，最初未被巴黎科学院接受。这些”失败”，在商业逻辑下是不可接受的，但在科学逻辑下，它们是人类认知积累的必经过程。
任正非的结论是：大学应该保护那些”无用之用”的基础研究，因为今天看起来最无用的理论，往往是未来最有用的技术的种子。 如果大学的研究方向完全被企业需求牵着走，人类就失去了探索未知的能力。
这个判断，对当下中国高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改革潮流，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警示。
五、算力焦虑是伪命题：未来是算力过剩的时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问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焦虑：学术界算力资源有限，怎么做AI研究？
任正非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认为以后是算力过剩的，不是你想象的算力不足。”
他的逻辑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很好地预测算力需求，万一需求是非线性的呢？但无论如何，算力供给是一种线性技术推演，一定能实现。因此，算力过剩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做模型的人不必为算力焦虑。
他随后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模型面向千行百业的应用训练和推理，将来能不能产生商业应用，又是另外一些人来做，就是行业应用工程师。”
这句话，划定了AI产业链上不同角色的分工边界。做基础模型的人，专注于模型能力本身；把模型应用到具体行业的人，是行业应用工程师；而做底层理论的人，不必担心自己的理论有没有商业价值——那是另一批人的事。
他还特别强调：”如果总担心社会应用，你就不是科学家，而是应用专家。从事理论是伟大的，因为理论是想出来的、推理出来的。”
这是对科学家的一种解放。在当下这个”一切都要有用”的实用主义氛围中，任正非站出来说：做理论，不必证明自己有用。这种宽容，才是真正能孕育原创科学的土壤。
六、对年轻人的期待：敢于摸高，不要羡慕别人在整场对话中，任正非对年轻人说的话，是最有温度的部分。
他说：”你能摸高，就不要去摸低，就不要走商业化的道路，你总有一天能摸到真理。有一天你爬高爬不上去了，就从’喜马拉雅’往下走，沿途都可以’生蛋’，下来’种地’、’养牛’、’养猪’……你绝对是好汉，从高往低打是容易的。”
这段话，是他对”人生规划”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表达。先把自己推到最高处，再往下找落脚点，每一步都是降维打击；反过来，从低处往高处爬，每一步都是艰难攀登。
他还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Meta用上亿美元签约金挖人，中国互联网上没有多大波动。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羡慕别人了——七八个人合伙创业，股份全是自己的，做好了想拿多少拿多少。他说：”中国三五年后会有较大的进步。”
这不是空洞的民族主义鼓励，而是基于他对中国青年创业生态的真实观察。他看到了机器人领域百万青年在做，看到了小鹏机器人在发布会上当场剪开外皮证明里面全是钢铁，看到了一批批小公司在做”代表未来世界”的事情。
他对年轻人的期待，不是”进华为”，而是”走在潮流最前面”。 他甚至明确说：华为容纳不下太多人，你们来这里不一定能发挥作用，因为天才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
结语：一个工业哲学家的AI观读完这场对话，你会发现任正非对AI的理解，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底层逻辑：
AI不是目的，是手段。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有多聪明，而在于它能为多少真实的人、真实的产业、真实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他不谈AGI，不谈奇点，不谈AI意识。他谈高炉里的炉温控制，谈矿井里的瓦斯预警，谈西藏牧区的肝包虫诊断，谈12306系统背后的数学复杂度。
这不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他深知：在中国的工业现实面前，AI最大的价值，不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让人从最危险、最繁重、最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他说了一句话，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发明AI只是一家IT公司，应用AI是会强大一个国家。”
这，是任正非的AI观，也是一个亲历了中国工业化全程的企业家，对这个时代最清醒的判断。
他真的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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